中国古代受“重道轻器”“重经史轻理艺”等思想的影响，识字的文人学者大多“不屑于”…

常识判断 · 历史人文 · 中国古代史 · 2024年 练习题

中国古代受“重道轻器”“重经史轻理艺”等思想的影响，识字的文人学者大多“不屑于”器物、科技、工艺之类的文献编纂，而手工艺人又多不识字，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，笔之于书，他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、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技艺和思想，导致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数量的稀少。清代蓝浦的《景德镇陶录》中就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状况的描述：“从来纪陶无专书。其见于载籍者，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，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，或因吟赋而载一二名。惟蒋祈《陶略》及沈阳唐公《陶成记》《示谕稿》说景德镇陶事颇详。其它如练水唐氏《窑器肆考》，详天下古窑颇悉，而于镇陶多本传闻，往往出蒋、唐诸集之外，其实不无谬误。” 从现有的陶瓷文献整理成果来看，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整体状况确实如此，不仅编纂数量相对稀少，而且分布比较零散，多是一些只言片语，少则一二句，多则数十言，成系统的陶瓷专论文献凤毛麟角，总共不过20余种。①但是，倘若将两千多年间编纂的古代陶瓷文献汇集起来，其总量还是比较可观的，粗略估计有3000余种。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编纂曾出现过两次发展高峰，一次是在清代乾嘉时期，一次是在清末民国时期。③不过，这两次高峰形成的原因，却有所不同。④ 第一次高峰形成的原因：一是“实学”思潮的持续影响，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时代背景，也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思想基础。明代文人倡谈心性，坐而论道者尤多，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时期，这种“士无实学”“平时袖手谈心性”等现象遭到了严厉批判，有独到见解的文人开始“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”（梁启超语），并逐渐兴起了经世致用、格物致知的“实学”思潮。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到清代乾嘉时期，受其思潮的持续影响，不少文人将研究的关注点由形而上之道转变为形而下之器，并由此出现了许多“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”但却“于人们生活日息相关”的技艺类著述。 二是清初文字狱的大肆施行，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社会背景。清代自顺治朝开始施行焚书之先例，严饬文人学士不得崇尚异说、妄立社名、纠众盟会等，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文字狱事件。到了雍乾时期，此风更甚，文网密布，冤狱丛生，使文人学士人人自危，不敢谈论政治、妄议国事，也不敢发表学说观点，逐渐开始关注不切政治时务的文献整理、古籍注释、科技著述等。到了乾嘉时期，就出现了许多诸如《陶说》《景德镇陶录》之类的陶瓷著述，这些著述既属于科技著述的范畴，又有文献整理的内容。 三是中国古代陶瓷技艺的渐趋成熟，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根本动因。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发展至清乾隆时期渐趋成熟，不仅分工细致，制作精良，而且影响广泛，享誉全球。以故宫博物院藏的乾隆各色釉彩大瓶为例，该瓶通高86.4厘米，形体硕大，造型端庄，有“瓷母”之美誉，其装饰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各种釉彩，可谓精彩纷呈，奇妙无比。如此众多的釉彩需要不同的原料配方、不同的烧成温度和气氛乃至多道工序才能完成。该瓶通体无瑕，极为难得，体现了乾隆时期陶工鬼斧神工般的高超技艺。这些渐趋成熟的陶瓷技艺急需当时文人学者总结，于是诸如《陶说》《景德镇陶录》之类的陶瓷著述就相继问世了。 四是文人学者的大量介入，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直接动因。受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，乾嘉时期的文人学者开始大量关注到陶瓷领域，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撰文立说，由此促使一大批陶瓷文献编纂问世。这些陶瓷文献或是受皇帝之命，据图记述陶瓷技艺的，如督陶官唐英的《陶冶图说》；或是结合自己学术之长，录载中国陶瓷发展史的，如朱琰的《陶说》；或是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，重新编排和增补内容的，如吴骞的《阳羡名陶录》；或是依照自己或亲友的古董收藏，对陶瓷加以品评赏析的，如程敦的《秦汉瓦当文字》、石华的《古玩正宗秘论》以及乾隆皇帝的200余首陶瓷诗等。 问题：来自同一宿舍的六位小伙伴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）从前到后排队依次进行核酸检测，其中甲排在第一位或者最后一位，丙和丁相邻，乙排在戊的前面且二人不相邻，丁与甲的距离比其与戊的距离更近，则排在倒数第二位的可能是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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